中国创办幼儿园的第一人

现在小朋友进幼儿园成了不少家长的老大难问题,尽管国家出台了不少措施,但幼儿园依然很紧张。幼儿园并不是当代中国人的专利,早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(即1903年9月)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幼儿园,这个人就是端方

端方(1861~1911),清末大臣,金石学家。本来是汉人,姓陶,号陶斋,后改姓为托忒克氏,民族改为满洲正白旗。

端方于光绪八年(1882年)中举人,捐员外郎,后迁候补郎中。端方曾经支持戊戌变法,但是,他在变法失败后受到了荣禄李莲英的保护,并没有受到株连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端方又被任命为任直隶霸昌道。

不久清廷在北京创办农工商局,将其召还主持局务。端方趁此机会上《劝善歌》,受到慈禧赏识,被赐三品顶戴。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“太后大悦,命天下张贴,京中呼为‘升官保命歌’”。

创办中国第一所幼儿园

1902年,端方被任命为湖广代理总督。当时的两湖总督是张之洞,张之洞在主张改革传统教育的同时,开始认识到“西学”的重要性,并着手试办以“西学”为主的新式学堂,同时开始进行书院改革,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两湖书院。在开办的新式学堂中,最为著名的是自强学堂。

1902年,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,分科为八门,成为一所包括文、理、法三科的综合性高等学堂。后其又经过多次改革,最终成为一新式学堂。

此时的端方也趁机借窝下蛋,在武昌小学堂内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幼儿园——湖北幼稚园(现在台湾依然保留这种称谓,内地也有人这么叫),而且聘请了日籍保姆野美智慧等三人负责经营办理。除此之外,端方还拟定了《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》。

幼稚园主要招收5到6岁的儿童,人数为80人,学制为一年。开设的课程有行仪(应该就是礼仪之类的)、幼稚园语、手技(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劳动课,主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)、日语、唱歌、游戏等七个大类,可谓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

除此之外,园服、课本、学习用具全部免费提供,况且只要户口是湖北的,符合规定,学费全免(这点儿和现在的高考差不多,有地域歧视,不主张)。但不负责提供伙食。与此同时,端方还是第一所省立图书馆的创办人,还派出了20多名幼女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。

扑朔迷离的死因

据《清史稿·端方列传》记载,宣统三年四月(即1911年5月),端方被任命为川汉、粤汉铁路督办大臣,清政府宣布“铁路干线国有政策”,政策规定:宣统三年(1911年)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,必须由国家收回。端方想与湖广总督瑞澄争功,所以就强行将四川当地民办铁路收归国有。

说是国有,其实则是与美、英、法、德四国银行团订立总额为六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,公开出卖川汉、粤汉铁路修筑权。由此激起了川湘鄂人民的保路运动。6月17日,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,成立“四川保路同志会”。

四川各族人民、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。教师学生、农夫苦力、商人士兵、回族同胞、羌族土司、基督教徒、僧尼道士以各种形式集会演说,掀起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热潮,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、清政府卖国卖路的罪恶行径。

为了镇压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,1911年11月,清廷派湖北新军前去镇压,新军由端方带领,因而造成武昌空虚,为辛亥革命首役——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。端方带领湖北新军抵达四川资州后,在资州待了十来天。

其时,武昌起义的消息已经传来,军心动摇。据随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忆:“端方为稳定军心,极力笼络部下。有的士兵生病了,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;有的士兵亡故了,端方修书哀悼;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,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。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,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。”

尽管如此,悲剧还是发生了。军官刘怡凤率领士兵闯入端方的房间,出言不逊,咄咄逼人,端方最终没有屈服。最终,端方和他那曾经留学日本、研究铁路的六弟端锦,均被杀害。

这是其死因的最普遍的一种说法,除此之外,还有其他两种说法。

一说是钦差,即端方,(在资州)正拟进省,“忽接由省发来的急电,谓北京失守,两宫出狩陕西,有旨令午帅(端方)率领鄂兵由陕赴晋勤王。午帅当时向各兵演说,预备北上。兵士反对勤王,因此大哗”,造反兵士互相煽动,并杀害端方兄弟。这是端方家丁的说法。

另一种说法是端方在资州处境两难,进不能攻,退不能守,于是端方就谋划独立,军队却不听令,因而遇害。

无论怎样,端方的死始终是一个悲剧,他作为当时清朝“体制内”的官员,能够有超越时代的意义、倡导宪政方面的言行,并且作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始人之一,在当时那个时代,实属难得。难怪他死后有人为他抱屈。

在端方死后,受他提携的光绪状元张謇更是为其撰写挽联:“物聚于好,力又能强,世所称者,燕邸收藏,三吴已编《陶斋录》;守或匪亲,化而为患,魂其归半,夔云惨淡,万古同悲《蜀道难》!”以示悼念,尽陈其悲伤之情。其中的《蜀道难》则是1912年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为端方写的一首悼亡诗的名字。

端方作为清朝末年比较开明的官员之一,的确为中国近代化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,但是,在他身上留存更多的则是因循守旧的传统思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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